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大爆炸是在14年前,爆炸引起的放射性尘埃四处飘散,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核灾难。12月15日电站接到乌克兰总统库奇马下达关闭电站的命令后,关闭了正在运行的3号机组,至此电站全部关闭。但是,有人质疑:关闭是否意味着是在这个可怕的原子怪物的棺材上钉下了最后一颗铁钉?从今往后,它不会再对人类造成任何危害了呢?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乌克兰首府基辅的北部,在接近白俄罗斯边境一块平坦的沼泽地上,这个地点是前苏联70年代的领导人选中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站,但它在当时绝不仅仅是一座核电站,因为它还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含义——被认为是国家强大的象征。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4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号核反应堆进行了半烘烤试验,但不幸发生了逆火,继而发生了爆炸,核反应堆很快熔毁,第四号反应堆执守的值班员瓦列里·科迪姆丘克一瞬间就被灼热的热浪无情地夺去了生命。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爆炸泄漏事故震惊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全球各地展开了对核电站安全性问题的大讨论,公众都对用核能发电的安全性失去了信心。有人当即认为,苏联将不得不把这个核电站全部埋掉。
此次事故发生后6周,萨沙·诺维科夫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随后离开当时还叫列宁格勒的前苏联西北部港市,奔赴核爆炸事故的前线,开始了一种新的充满冒险与危险的生活。当时的诺维科夫年仅21岁,刚刚大学毕业,学的是核物理专业。接受这一使命后,雄心勃勃的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就去了。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诺维科夫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当时的情况就和战场差不多,而我们则是应召参战的士兵。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同时又极具危险性的工作,很多人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也有很多人受到核辐射的伤害,病倒了。但是,当时的人们胸中都充满了爱国热情,充满了职业责任感。
切尔诺贝利发生爆炸事件的当天晚上,伊格诺·奥列尼茨正呆在与出事地点不远的第三号核反应堆值夜班。伊格诺回忆说:“我是唯一一个在反应堆值班室里的人。爆炸发生后,我所在的房间马上充满烟雾,时间不过5秒钟,我已经被烟雾包围了。我跑了出去,看到了爆炸现场,真是太恐怖了。我们以前从不知道核事故是怎么回事。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想组成敢死队,进去把科迪姆丘克的遗体拉出来,但是当时,没有人能够在那种灼烧与热浪下活过15秒钟。爆炸发生后,当局从这一地区撤出了10万多人。尽管有关人员已经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的各种数据及影响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但是情况还是不很明了。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爆炸事件发生之后,有31名紧急支援人员死亡。从那以后,乌克兰及其邻近地区儿童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就逐年上升,几乎是正常发病率的100倍。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据说有几百万,有人认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政府公布的官方数字大大低于实际的受害者人数。乌克兰政府公布的分类赔偿名单中有近300万人,政府列出的赔偿条件是曾经为控制这次核泄漏出过力的人,这些人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数额不大的福利。
但现在的乌克兰经济不甚景气,根本无力顾及这些人的请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乌克兰相继发生了游行和绝食活动,莫斯科和白俄罗斯居民也因无法得到赔偿而发起抗议。与这些普通民众得到的待遇相反,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作的西方工程师和咨询人员每月却可以得到高达五位数的工资,另外还有良好的医疗保障。他们的未来很明确,退休以后,拿着养老金,回家安度晚年。
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为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的善后工作,并维持其继续运行,已经花掉了约3亿美元。由于西方各国压力不断地向乌克兰施加压力,现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终于将走向它的终点。这回,全世界终于可以轻松地出口气了,但对于6000多每天乘特别密闭的上班列车,穿越30公里的特别区域,然后穿上特殊材料制成的绿色的防护服,带着个人辐射计量表来这里上班的人来说,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却与1986年那场严重的爆炸事故无异,同样是一场灾难。他们所担心和害怕的,并不是在这个欧洲最危险的核电站工作,健康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而是关闭这所核电站后,他们将失去现有的工作,面临失业的困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负责人助理奥列格·格洛斯科科夫说,如果你认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不好,你最好去试试俄罗斯其它的核工厂。他说:“我1989年从西伯利亚来到这里。我有妻子,还有两个孩子,来这里,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决定的。在核电站工作,自然充满各种危险,也很脏。我指的不是泥呀土呀的,而是辐射性尘埃。但是我在托木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的核电站工作过。那里曾在1957年发生过重大事故。非常危险,空气污染也相当严重。我们也都希望能够摆脱那里一年长达9个月的冬季。相比较而言,这里更好更安全。
对于核物理学家萨沙·诺维科夫这样的人来说,关闭核电站至少意味着暂时的失业。这位已经结婚,并有两个孩子的核物理学家将成为3000名将要失业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员工中的一员,国家能给他的,只是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即250美元。
诺维科夫说:“十几年前在爆炸的核反应堆边上战斗时,我们是英雄。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用了。为了使这个地方变得安全,我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承受了辐射带来的种种伤害,也为此投入了巨额的资金,但现在,他们却要将它关闭。说完这句话,诺维科夫禁不住反感地吐了一口唾沫。随后诺维科夫又苦笑了,他恶作剧似地说:“我想我可以为卡扎菲或萨达姆·侯赛因工作,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找像我这样的人,他们给我的钱一定要比这里多得多。
乌斯蒂娜·鲁德尼琴科居住的地方恰好在核电站辐射禁区内,这位84岁的农妇独自一人生活,平日里与她做伴的就只有她养的那些鸡。她的院子外面满是马铃薯、蒜、南瓜和梨树,生活恬淡寡欲,倒也清静。爆炸发生后,人们从这一地区撤出了10万多人。在这其中,有600多位上了年纪的农民,他们都是非法返回这个村子居住的,为的是在这个土生土长的地方养老送终。鲁德尼琴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她的丈夫很早以前就去世了,孩子们也不愿意奉养她,她说:“我很孤独,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我怀念这里的一草一木,谁说这里很恐怖?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死吗,我不怕。
在鲁德尼琴科眼里,这里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树木郁郁葱葱,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如此。在这里,你看不到,也感受不到任何辐射。由于15年来这块地方都没有多少人来,这里反而变成了野生动植物的天堂。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前任工程师,现在在一个由美国人出资办的地区研究中心担任主任职务的阿纳托利·诺索夫斯基说:“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自然研究实验室。我们对核辐射所造成的影响还不很清楚,除了广岛和长崎之外,或许我们还可以从这里发现点什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曾向第三号核反应堆运送燃烧棒的工人说,他领他10岁大的女儿做了各项检查,现在,他已经把检查数据送给西方专家,请他们进行分析,确定他女儿的健康状况。他总担心自己的女儿活不久或者无法成年。他说:“我失去了12个好朋友,也见到了太多的死亡与折磨。我并不在乎自己的健康,但是我担心我的女儿。
在鲁德尼琴科居住的村子里,有一个专供实验用的牛奶场,为了方便检查,牛奶场里的牛都有各自的名字,什么尤利尼安、阿尔发、贝塔和加玛等等。这些牛所产的牛奶都用来喂猪,目的是检验受过辐射的牛产的牛奶会对生物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研究还包括检验在遭受核辐射的土壤里生长的小麦的基因变化情况。
西方国家已经承诺,将在2015年援助乌克兰7亿多美元,在出事故的第四号反应堆周围建起一个新的“石棺”,以防止核辐射外泄。
这一工程非常紧急,而且危险性也很大。现在将爆炸的核反应堆包裹起来的“石棺”是灾难发生紧急“建”成的,当时直升机向发烟燃烧的核反应堆撒了大量沙子和水泥,为的是掩盖闷燃的反应堆。另外,庞大的起重机在遥控之下,在上边又放上了重达数百吨的钢板,这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号反应堆几乎变成了一座钢筋混凝土小山。在小山下边,潜藏着近200吨重的放射性熔质、尘埃、有毒物质和各种建筑碎片,这里的幅射量比其它足可致命的物质的辐射量还要要高出4倍。在处理完这起事故后,所有车辆、设备起降机和直升机也都被暂时放在距离核电站几英里远的地方。另外,筹建第5号和第6号反应堆的大量起重机,以及当时建的红色围墙从1986年到现在都没有动过,它们已经成了这次灾难的见证物。
阿诺托利·科拉自1976年起一直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作,现在他负责的是核电站的“埋葬”工作。他说:“这里潮湿多雨,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该怎样来封闭这座核电站,但是我们已经为此研究了两年半的时间,这在以前还从没发生过。这是一次性的工程,要做就要做好。
奥列格·格洛斯科科夫说:“形势越来越糟。反应堆爆炸时,还有200吨核燃料在反应堆里。其中有3%在爆炸时喷射出来,其余的仍然在里面,其中包括30吨放射性尘埃。这座反应堆根本没有全封闭起来,大量的雪和雨渗透到里面,每年进到里面的水有3000立方米之多。房顶时刻都有塌陷的可能,而且随着水的大量进入和流出,钚和铀等放射性物质也会跟着泄漏出来。”格洛斯科科夫说,如何控制水和尘埃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核燃料必须要抽出来,否则还会再次发生事故。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世界上目前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先例。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负责人维塔利·托尔斯通诺格夫是个十足的烟民,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他一根接一根地吸着肯特牌香烟。有记者去采访他,他停下手中看起来很贵的钢笔,吸了吸鼻子,然后才对问关闭核电站情况的记者说:“结束?你们认为切尔诺贝利的关闭就意味着结束吗?这只是一个开始。这座核电站即使关闭了,这里的问题也不会解决。当然,我们希望解决所有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只是需要多长时间,得花多少钱而已。